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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注意力经济：如何把大众的注意力变成生意》一书中，学者吴修铭梳理了以“收割并转售注意力”为手段的商业模式史。他指出，注意力的商品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形态，尤其是在互联网公司快速崛起的10年，其产业布局对各类场景的渗透几乎无孔不入。这些洞察商业规则并深谙人性的参与者被他称作“注意力商人”，他们必须对潜在市场有足够的敏锐度，才能在这场群雄四起的博弈中抢占先机。这让笔者想到了最近几年非常具有话题性的“知识付费”。倘若从市场尚未成熟却已焕发出巨大商业价值的角度来看，毫无疑问，这会是“注意力商人”们下一个竭力奔跑的赛道。
知识付费本质上是知识共享的付费形态，不妨认作“知识变现”。为获取特定的知识而支付费用，单就概念而言，它并不新鲜。不过，若是从行业层面来理解，且前提是在互联网背景下，知识付费确属新事物。从试水期的小规模付费服务，到2016年进入井喷期的“知识付费元年”，再到如今的知乎、得到、喜马拉雅、分答等，从实际效果看来，这一模式的可行性已经得到了印证。
克莱·舍基在其著作《认知盈余》中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：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大约2000亿个小时，而这几乎是2000个维基百科项目一年所需要的时间。在他的理念中，个人的闲暇时间也是社会资源的一部分，因此人们应该学会如何建设性地利用自由时间，来从事创造性的活动，而不仅仅是消费。
这种把用户的“消费者”形象外延到“内容生产者”的思路，要归于互联网“去中心化”信息分发的媒介特性。在知识付费平台上，原本散落在个体身上的闲置时间和知识被重新激活，一些“栖身幕后”的学者也摇身一变成了互联网时代文化界的“网红”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随着知识付费领域整体社交属性的增强，以及喜马拉雅们“各有专攻”的变现方式，重新定义用户在其中的参与身份似乎才是更妥当的做法。关于这一点，有位网友的见解较为独到：大多数用户既不是完全的内容制造商，也不甘于简单的付费就好，他们游走于两者之间模糊暧昧的灰色地带，更像是位“知识掮客”。他们对知识本身往往不求甚解，兴趣有限，却青睐于多样的参与形式。
依他看来，比起知识，人们似乎更爱社交。这和传播学中“后真相”的表意颇为类似，后者被牛津词典定义为“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，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”，也就是说在不正常的舆论生态里，真相的重要性被削弱了。如果这位网友所言有理，那么，把“后知识”看成给信息时代的另一个注解，倒也不失贴切。
目前，知识付费领域已呈现出一片红海态势，局外人“目光如炬”，入局者自知冷暖。早在去年，以罗振宇、Papi酱为首的一批IP讲师因“持续输出高质量内容难度过大”相继选择停更，而对于各平台中依然保持定期更新的明星栏目而言，人们也不再是“照单全收”，愈发理性的选择无疑也等同于在昭告：知识付费行业“凛冬已至”。
面对行业困局，产品经理人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个问题：绕到知识的背后来看，用户到底为何而付费?在众多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中，“焦虑”一词被提及最多，与其密切相关的，则是潜藏的个人职业发展问题。传统的线性职业发展意味着地位和报酬的稳步上升，这是一种有经验可循、可衡量、可预见的职业发展路径。然而在现代社会，随着组织变得越来越扁平化，各领域间的协同合作使得跨行业工种激增。面对全新的机遇和挑战，人们往往很难凭借单一的专业知识在未知领域依旧做出好成绩。比起学习新知识所耗费的高昂的时间成本，习惯于“快餐消费”的互联网一代更倾心于用金钱换取的可量化的在线知识，以谋求个人在新兴市场中的竞争力。
只是，这种企图“走捷径”的知识产品终归难以经得起实际效果的检验。对于知识付费，有人提出观点，这会是下一个泡沫行业。而遭受过同样预判的还有时处“风口”的直播、短视频、共享经济、新零售。这种近乎程式化的质疑，实则非常轻慢。供给与需求，总是互相掣肘，又相依相存。即将到来的5G网络无疑会加注信息对大众注意力的分割和吸附，尽管罗振宇称自己是将知识“有趣化”，但关键在于，内容质量的改善能否消解掉知识产品本身“碎片化”“浅显化”属性所带来的浅薄问题，依旧亟待考量。
不管怎样，消费者对于高质量内容渴求的迫切程度定会进一步加大，而对之的满足，似乎也只能通过内容的深耕来实现。焦虑的“贩卖”生意终究要走上去魅的必经之路。毕竟，没人愿意一直为智商税买单。 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，如有文章来源系网络转载，本网系信息发布平台，如有侵权，请联系本网及时删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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